城市打工者平均月入2864元
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迈过50%关口，这背后，是无数打工青年人生轨迹的变迁。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票子”、“房子”与“孩子”，这些当下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眼中，又有着怎样的解读？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书中主人公，为你勾勒答案。
“票子”：平均月入2864元，有人希望“买宝马”
从1998年到2015年，王佳的17年几乎都在东莞度过。
王佳老家在贵州遵义的农村。初中一毕业，她就瞒着家人，和5个同学一起来东莞打工，一直在东莞各个区镇间辗转。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每个月拿250元就很高兴了。”刚到东莞的王佳没有经验和学历，等待她的只有低回报的体力活。从1998年到2003年，王佳先后在印刷厂、塑料厂、电子厂工作过，月工资也从最初的250元慢慢升到1500元。
2003年，她用打工攒下的钱远赴黑龙江学日语，之后又回到了东莞。“因为我对东莞最熟悉，找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体力活。”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现在，她当上了车间小组长，月工资3500元，扣掉住房公积金和社保之后，还能剩下约3200元。
王佳的收入没有“拖后腿”。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数据，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离开老家河南、到江苏打工的 张占波，则在平均线上下“挣扎”。
这个生于1983年、曾在矿山拿3000元月薪的青年，现在在苏州的电器厂拿1900元月薪。他租的房间约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觉一个月存上200元就不错了，压力太大了。”
“他不吃不喝几十年，也不一定能买上宝马车。为什么一份更高的工资不是梦想？为什么建设一个健康的家庭不是梦想？”吕途分析，“对青年一代打工者来说，宝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还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会认同等等符号。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眼里，消费已经不止是为了满足需求，还是为了满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成家”，是苏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
苏浩民来自湖南新化县，现在苏州的一家模具厂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深圳、北京工作过。离开北京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分手。
“结不了婚让我很苦恼。”苏浩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将来想回老家生活，但是在苏州和老家都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他认为打工过的这些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苏浩民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从此，他的工资要用来为房还债。
吕途分析，对于正在存钱盖房的打工者来说，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压到最低。“虽然有的工友的月结余比例比较高，但是他或她一旦盖房，就立刻进入负债状况。”
吕途认为，这种“打工者在老家买房、自己长期漂泊在外”的现状相当常见，是一种“加和为零”的游戏：“当房子和居住地长期分离的时候，房子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城镇化在大步推进，在农村盖房子的人后悔了，在镇上买房的人又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想在县上买，却已经买不起了，一辈子辛苦挣钱，就是为了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房子？”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上一任丈夫开始了用短信、电话撑起的“异地相亲”。
2个月后，介绍人就带男方去见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忆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我父母说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回双方家庭都蛮方便的。”但直到此时，两人还没见过面，甚至都没视频聊过天。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长期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市里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三地的他们，组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也就够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再过三年五载，还是没钱。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