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吗？”——这句话大概是春节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寒暄语。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春节将至，不少老家在外地的人开始张罗着订票回家，他们的归心似箭令过节的气氛骤然升温。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春节回家已非外地人的唯一选择。现代人对回家过年可能有着迥异的感受，有的热切期盼，有的却充满着恐惧或烦恼。都市“恐归族”的形成，让中国传统民俗多了些别样的意味。
繁文缛节不胜其烦。“过年探亲访友比上班还累！”家在河北的刘颖一提起春节回家就双眉紧皱。“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去每家探访让我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有时光吃一顿饭都要分成上下场。结果每次春节过完后才发现，本来是回家陪父母的，可跟老爸老妈话都没说上几句。”记者问：“何必搞得这么累啊？”刘颖说：“亲戚朋友去了一家不去另一家，别人会认为你瞧不上他，会得罪人的。要不一家不去，要不家家必去。”
衣锦还乡情结难改。中国人在异乡闯荡时总带着要“衣锦还乡”的情结，这种情结往往会成为其奋斗的动力，但在还乡途上也会成为一种心累。陈良程来广东奋斗十年，在单位是处级干部，一家三口也过得很富足，可他已有十年没回老家了。在他心中有一种深藏而不能言说的理由，就是嫌自己官当得不够大、钱挣得不够多，所以怕承受不了乡亲们那种崇拜的眼神！所以他今年还是决定索性不回家了！
人生大事未定。一到春节，28岁的小李又犯愁了，因为今年还是不能给爸妈带回一个“准儿媳”。家人近年来多次为此感到失望，随之而来的便是喋喋不休的轮番说教，甚至还会被强迫去相亲。看到自己儿时的伙伴们大多都为人父母了，小李心里多少也会感到有些失落。“想起这些烦心事，就不想回家了！”
派发红包囊中羞涩。对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年轻人来说，最不愿回家的原因是口袋不够鼓。中国不同地区派发红包的习俗不同，有的是饯作了的要给没工作的，有的是结婚了的要给没结婚的，虽然没有规定的数目，可总不能“拿不出手”。周洋洋的老家在贵阳，按照当地的风俗，今年她参加工作了，就要派红包给其他小孩。可她掐指一算，至少也得派5000元的红包。“这简真是大出血啊！”
终日奔忙难得偷闲。李江南小两口为了求个清静，这个春节打算避开旅游热线，躲到广西柳州去度假。搞销售的小李平时工作压力较大，与客户打交道的各种应酬较多。小李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好不容易捱到可以完全放松休息的春节长假，何必为了回趟老家在‘千金难求一票’的春运中找累受呢？”
不愿打乱生活惯性。不少人习惯了在大都市里的快节奏，一旦回到远在农村的故里，猛然间失去熟悉环境的心理寄托，总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家在陕西的孙真彬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感受，他认真地告诉记者：“在广东生活时间长了，平时像刹不住车的跑车，对老家农村的生活真有些不习惯了，家乡同龄人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多少会让我变得有些意志薄弱。”
“恐归”会背上人情债？
回家过年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它不仅是亲情团聚与人际的沟通，更是父母的期盼。面对父母一次次打电话苦苦要求，“恐归族”多少显得有点冷血、有点反叛、有点另类。因此，“恐归族”能够获得过年的自由时空，却要担心因违背传统而背上人情债。
杨先生曾十分感慨地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去年春节，夫人带着孩子出国旅游去了，直至大年初一自己才从繁忙的公务中松口气。百无聊赖中，突然想起还是回老家去看看老母吧。于是，他从广州驱车三小时赶到阳江。到家一推门，母亲的孤独伴着心酸扑面而来。房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母亲一人正枯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发呆。“让母亲孤孤单单地过春节实在是做儿女的不孝啊！”
《顺德时尚》杂志社主编冯冬生是个有名的孝子，前年他在番禺特地给父母买了一幢别墅。虽然在顺德工作，可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驱车回去探望父母。每逢佳节，他的一个不变的节目就是召集全家老小团聚。
他认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春节应该回家过春节，陪陪父母，尽尽孝心，否则当“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就只能是懊悔了。其实，父母对子女没有别的苛求，他们不需要子女带来荣华富贵，“常回家看看”往往是他们最朴素的唯一要求。
也有社会学家认为，不能轻易地把“恐归”算做不孝。很多回乡过年者，由于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心里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震荡。“恐归族”属于敏感人群，对外界变化反应敏锐而其适应能力偏差，同时可能确有一些客观原因，使回乡对他们来说会使身心受到伤害。因此，有社会学家呼吁，老家的人们应当对身在异乡的“恐归族”给予足够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