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同居大幅上升婚前处男不足一半，同居以外的婚前性行为大幅上升。
在10年的发展中，男人和女人的未婚同居都一直保持在20％上下，没有显著的增长。这说明未婚同居是一种非常理性且必需的行为，双方同居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中没有多少性道德的色彩，因此也就不受社会风气变迁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于全体未婚者中至少20％左右的男女来说，现行的结婚登记制度并不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或者一部分人是待登记者。尤其要注意的是，这里定义的未婚同居是指双方住在一起超过一个月的人，与夫妻性质类似，这已经跟结婚没有任何性质上的区别，仅仅不符合结婚制度而已。
男人女人的所有未婚有性（含同居）在10年中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增幅还不算最大。由于其中的同居比例是相对恒定的，因此这说明未婚者的非同居的各种性行为显著地增加了。中国社会对于婚前性行为的争论，其实也是主要说这一情况。
婚前“处男”已不足一半
就未婚有性（含同居）而言，男人的比例在10年间从大约45％上升到大约55％，也就是说，所谓“处男”已经少于半数。可是女性的这一比例却仅仅从30％上升到40％多一些，远少于男性的比例。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未婚者与一个以上的人发生过爱爱的比例，在男人中短短10年就从大约15％直线上升为45％还多一点；在女人中则从2000年的近乎于无，一举跃升为30％还多一点。这种还没结婚就有过多个性伴侣的情况，是中国传统性道德最不能容忍的；可是它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剧增了。
更加令传统道德恐慌的是：到调查时候为止，无论男女，未婚而有多伴侣的比例，已经非常接近于所有婚前爱爱的比例。通俗地说，这就是“没有则已，一有就不是一个”。
如上所述，既然中国人里的婚前性行为已经如此之多，那么我们社会学家就不应该去研究“谁有过”这样一个老掉牙的问题，而是应该反过来考察一下，什么人还在“洁身自好”？
调查所得未婚者的数据合并在一起，把发生率最高的“婚前有性（含同居）”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的结果。
对于男人是否发生婚前性行为发挥最显著作用的是他们的职业等级，职业等级越高的男人就越开放自由，阶层越低，婚前性行为就越少。这并不是性道德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性文化。可以看出，与上学或者在待业的男人相比，农村劳动者和城市的生产工人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中国的体力劳动阶层的男人更多地遵守所谓“婚前贞操”的性道德，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性生活以及跟什么样的女人。反之，非体力劳动的、居住在城市的、职业等级更高的男人们显然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新的性思想，婚前有性者已经接近70％。
其他方面的显著影响因素有这样一些。男性流动人口比固定居民的婚前性行为多出17个百分点（66.3％对49％）；有过自慰的比没有的多11.5个百分点（55.5％对44％）；有异性朋友的比没有的多13个百分点（54.1％对41％）；抽烟的比不抽烟的多20个百分点（61.2％对41.3％）；喝酒的比不喝酒的多出将近25个百分点（62.7％对38％）。
这些影响因素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男人，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人们可以把这叫做堕落，也可以说是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