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天，辽宁省血液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都会受理个人要求做亲子鉴定的申请。来自辽宁省血液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的数据，该所从2003年开始接受亲子鉴定业务，最初一年只有10多例。现在正在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2006年全年做了30多例，2008年做了100多例，到去年又翻了一番。”负责亲子鉴定的张主任表示，当时做的亲子鉴定，多是接受公检法等部门的委托，主要是强奸、拐卖儿童、遗产继承、移民等刑事和民事案件。如今个人申请做亲子鉴定的逐年增多，2009年就已经超过了200例。到了今年七八月份，每个月来做亲子鉴定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30例，基本上每天都有人来做。其中，很多都是丈夫不信任妻子而申请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七成以上的孩子是亲生的。
　　 按照物价部门2008年的规定，亲子鉴定的费用为3500-4500元/例，采用DNA基因分型16位点STR自动检测法。隔代、同胞、旁亲亲子鉴定收费标准协商议定。
　　 辽宁省血液中心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的收费标准也是严格执行规定，3900元/例。事实上，打电话咨询亲子鉴定的人要比真正来做的人数还多。
　　 来自某网站的投票调查结果，在“参与亲子鉴定,是什么原因使您犹豫不决?”的问题中，共有3500人参与投票，其中1000人选择“鉴定费用太高,不是我所能承受的”，占到28%。
　　 看来，如果不是受鉴定费用的制约，更多徘徊在亲子鉴定门口的人会迈进这个门槛。
近年来DNA鉴定量呈几何级数上升，华大方瑞2004年做了600例，2005年做了3000多例，2006年做了4000多例，而亲子鉴定占DNA鉴定80%-90%的比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呈方兴未艾之势。据英国的一项调查，DNA检测显示，欧洲近3.7%的孩子不是他们父亲的亲生子。据估计，仅在德国每年进行的亲子鉴定就大约3万次。
婚生子女被证明是亲生的占在90%以上，但是由于亲子鉴定本身严重冲击了夫妻间的信任底线，有的女性即使在鉴定后被证明了清白，还是选择了结束婚姻。
　　 当否定结果证明孩子不是婚内亲生时，造成的伤害还可能会波及更多的人。一个父亲曾心情沉重地打电话对鲁涤副教授说：“我真后悔，还不如不做鉴定呢！”原来，妻子虽曾一时失足，但婚后一直对他和公婆很好，在鉴定证明孩子并非自己亲生之后，妻子离开了他，孩子也被带走了。他和孩子感情很深，将孩子从小带大的爷爷奶奶，更难以割舍十年的祖孙情，老人们有时会在孩子放学时守候在学校门口，只是为了能看上孩子一眼。整个家庭从此被改变。
　 据鲁涤副教授所在的鉴定机构统计，2001年个人委托亲子鉴定量仅占总量的25.2%，2006年增长到77.9%。因丈夫怀疑妻子不贞而要求做亲子鉴定的占个人鉴定请求的90%。因为拿不准，瞒着妻子、哄骗着孩子来要求父-子单亲鉴定的从2001年的6.67%增长到2006年的41.1%。
　　 “几乎每个父亲都小心翼翼，生怕孩子知道采样的真正目的。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一旦妻子或孩子知道真相，很难原谅他们，而支持他采取冒险行为的唯一理念是‘我不能带绿帽子还为别人养儿子，我有知情权’”，鲁涤副教授说。
　　 “看看这孩子长得像谁呀，可不像他爹。”孩子出生时，朋友的几句话，让孩子的父亲有了心病。自己经常在外出差，妻子朋友又多，推来算去受孕的时间好像不对，难道妻子有外遇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心里折磨，丈夫还是向妻子提出了亲子鉴定的要求。妻子愣住了，孩子出生没多久，丈夫一直对儿子和自己不冷不热地，原来是怀疑自己。妻子顿时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愤怒之下答应了丈夫的请求。拿到鉴定书之后的一个月，妻子提出了离婚。
　　 男人的这种“疑心病”，对妻子，对孩子都容易造成巨大的伤害。
　 已有5年工作经验并服务过两个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陈芸对此司空见惯，在她的经验中，父子关系鉴定占到亲子鉴定的60%以上。
　　 “大多数都是父亲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最初的由头是和自己长得不像、出生日期不对等等，实际上是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陈芸说，“亲子鉴定做多了，通过察言观色，我们都能判断个十之八九。”据她看来，女方主动要求鉴定父子关系，鉴定结果通常都是肯定的，她们主要是为了摆脱丈夫的猜疑、争取自己的自尊，所以多半情绪激动；而那些丈夫执意前来、女方被动拖延的大多存在问题。“多数情况下，女方总是对孩子的归属心知肚明。”
在申请做亲子鉴定的种种原因中，有丈夫怀疑妻子不贞或有必要明确夫妻一方的子女抚养权从而要求鉴定孩子的身份的；有欲出国定居、旅游、上户口，手续要求证明亲子身份的；此外还有亲人失散和孩子被拐卖后要求确认身份的；有超生后谎称孩子是抱养，而计生委要求鉴定的；还有非婚生子女要求确认生父的。有资料统计，在婚生子女的亲子鉴定中，结果有95.4%证明确为夫妻共同的孩子，但也有4.6%被确认为丈夫不是“孩子他爹”。
由于目前社会中婚姻状况的不稳定、婚外性行为的增加和非婚生子女情况的频繁出现，才造成了亲子鉴定如此地备受关注。实际上，人们对鉴定结果的关注，其实是对配偶“清白”的关注，这也反映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