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储蓄率、投资率“双高”问题
　　 必须指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不能靠无限度地牺牲当前消费而获得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４６％，投资率高达４０％左右。政府拥有的财富比家庭的财富更多，而政府持有资产所得到的收入，变成了投资而不是消费。从经济学角度说，这种高投资率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是极限。为维持ＧＤＰ的增长，就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经济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资率。
　　 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反映了中国资金配置体系的粗糙以及货币政策的低效。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可能会再度产生庞大的银行坏账，使中国缺乏强劲资本市场的脆弱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如何解决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的问题呢？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政府退出要素市场。政府应通过提供公共品提高经济效率，通过向弱势群体实行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
　　 其次，利用财政和分红政策，压缩企业的利润，限制它们在产能过剩领域的再投资。
　　 再次，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６年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对７１４０个居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其结论是：２００６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０．４９６。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数为０．３３，美国为０．４１，巴西为０．５４。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应该鼓励创富；但问题是部分高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和垄断、违法违规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从经济学上说，它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不利于扩大内需，影响了社会稳定——长此以往，社会的产出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最后整个国家处于低效率。
　　 最后，必须解决与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相关的支出过度不确定的问题。日益上升的医疗成本已成为中国人一大担忧，目前医疗支出已经占到居民家庭消费总额的１１．８％，高于交通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建立不久，资金可持续性仍然面临挑战。对社保体系信心不足，是家庭储蓄高企、不愿消费的原因之一。信心不足，消费何来？
　　 汲取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关键之关键，是一定要符合国际规范。国际规范是金融业的生命，是必由之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