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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引来了诸多质疑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但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王东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先在这边熬着,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二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贫穷、成就了事业,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生存状况难而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边缘人”。他们来自农村,却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而对农村疏远;他们向往城市,却因生活压力、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很难分享现代生活的快乐。
李焕今年18岁了。自打他记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焕学习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索性随父母来到了北京。
“刚来的时候,一下就被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别兴奋。”李焕说。但没多长时间,他就发现北京虽好,属于他们家的却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区打工,住的房间又小又乱,每天累得回来倒头就睡,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16岁的时候,李焕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干了不到三个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来。”李焕说,之后他在餐厅干过服务员,在大街上分发过广告单,工作总是换来换去。
谈到今后的打算,李焕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还能有什么打算?现在对我来说,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子,就希望赚一些本钱,以后可以做生意。”
专家认为,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也不能一味指责他们贪图享受,他们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
户籍只是一个方面,解决户籍并不能改变贫富差距。上流社会的关系网构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保护着里面的人和他们的子孙。想要打破这个壁垒,还得靠里面的人,因为政策都是里面的人制定的。
“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是多么响亮的一句口号。如今,这句曾经被无数人奉为真理的话语,却引来了诸多质疑。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发现,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他们就业状况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套用一句网络语:“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
某高校一位大学老师坦言,一般情况下,从“最底层”上升到“大众层”比较容易,只要付出努力总会有相应回报。“从我教过的研究生来看,他们在毕业之初想进入学术界、机关或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并不是难事。但再想往上发展,就不那么简单了。个人努力只是参考因素之一。”
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
三十“难”立,对“穷二代”更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财富不断增加,但收入差距也在加大。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8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元,收入明显低于他们的父辈。而即便念完了大学,对多数农村家庭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来说,毕业后仍然面临着就业、成家等一系列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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