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但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王东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先在这边熬着，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二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贫穷、成就了事业，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生存状况难而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边缘人”。他们来自农村，却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而对农村疏远；他们向往城市，却因生活压力、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很难分享现代生活的快乐。
李焕今年18岁了。自打他记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焕学习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索性随父母来到了北京。
“刚来的时候，一下就被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别兴奋。”李焕说。但没多长时间，他就发现北京虽好，属于他们家的却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区打工，住的房间又小又乱，每天累得回来倒头就睡，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16岁的时候，李焕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干了不到三个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来。”李焕说，之后他在餐厅干过服务员，在大街上分发过广告单，工作总是换来换去。
谈到今后的打算，李焕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还能有什么打算？现在对我来说，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子，就希望赚一些本钱，以后可以做生意。”
专家认为，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也不能一味指责他们贪图享受，他们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
户籍只是一个方面，解决户籍并不能改变贫富差距。上流社会的关系网构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保护着里面的人和他们的子孙。想要打破这个壁垒，还得靠里面的人，因为政策都是里面的人制定的。
“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是多么响亮的一句口号。如今，这句曾经被无数人奉为真理的话语，却引来了诸多质疑。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发现，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他们就业状况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套用一句网络语：“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
某高校一位大学老师坦言，一般情况下，从“最底层”上升到“大众层”比较容易，只要付出努力总会有相应回报。“从我教过的研究生来看，他们在毕业之初想进入学术界、机关或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并不是难事。但再想往上发展，就不那么简单了。个人努力只是参考因素之一。”
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
三十“难”立，对“穷二代”更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财富不断增加，但收入差距也在加大。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748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元，收入明显低于他们的父辈。而即便念完了大学，对多数农村家庭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来说，毕业后仍然面临着就业、成家等一系列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