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中国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大本营、“世界加工厂”，一定程度上，“中国制造”也是“东莞制造”的别称。因其地近香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承接了大批由港台转移而来的制造加工产业而迅速崛起，成为自由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一个中国缩影。
短短30年，东莞已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南粤重镇，2007年，以一个常住人口只有650万人的地市级规模，其GDP却高达3000多亿，几乎可称得上“富可敌省”。
然而，面对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传导而至的金融危机，东莞也最早感受到凛凛寒意。温家宝总理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说，他最担心的是姐东。去年9月起，“空心化”、“东莞减速”开始频频见于报端。至去年底的短短数月内，温总理先后4次造访广东。东莞，正是他调研中国经济的一支水银针。
东莞怎样了？东莞在发生什么？特别是东莞曾经接收的千万名外来工，在短暂返乡后，有没回来？回来后能否找到工作？那些在城市边缘长大、不愿意回乡的外来工第二代，该怎么办？
在某种意义上，观察东莞，观察农民工能否就业，不仅是我们探测中国经济是否已到底部、即将步出低迷期的一个标杆，也是中国能否实现顺利转型、真正建构“和谐社会”的沉重却又极其必要的一步。
我们还是从一群东莞人物入手，他们是：本地东莞人、工厂主、成年外来工、年轻的外来工第二代。他们的生活转折，也许正是千万东莞人的缩影。
正午，汽车行驶在东莞宽敞的马路上，两边的店铺大都拉下了铁闸，偶尔开门的几家饮食店门口，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食客，周边的工厂铁门紧锁，只有一两个保安坐在门口无聊地玩着手机。
车子拐进一条小街，开进了一家皮具加工厂的大门，我们随厂长上了楼。
“原来工人多得坐到墙边上，加班订单都做不完，要外包出去给小作坊做。可现在你看，全停下来了，原来800人的工厂，我们已经减到了100多人。” 站在往日喧闹但现在空荡荡的厂房里，旧锡边村村长、也是该厂厂长的陈景池很有些失落。
陈景池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媒体俗称的“地主”。东莞是中国制造的大本营，本地人几乎家家都靠出租厂房赚钱，由于可以坐地发财，除了定期收租，大多数时间就是吃喝享受。
精明的人则自己开厂。陈村长自己就开设了皮具厂、餐馆、酒店。过去他一个月光靠收“鸽子笼”住户的租金就能赚4万，厂房的租金更是以百万计算。
除此之外，身为村长的他还要承担为村民分红的责任。过去是“村长脸通红，村民多分红”，现在他就连到自己开的餐馆吃饭也要有所顾忌：一是应酬大减，二是今年村民的分红很成问题，一双双眼睛正紧盯着他，作为连任7年的村主任，他实在不敢多吃。
从陈景池的身上，我们看出在珠三角做一个村长，绝非易事，他往往身兼多重角色，要随时转换身份上下沟通。常常是上午在政府开会，下午到工厂收租；自己的生意要打理，村民的纠纷也要解决。金融危机以来，他更是处于风暴的中央，各种矛盾和冲突纠缠不断。
也正因为这一特殊身份，他对这次经济危机给当地的冲击，不仅有亲身感受，对时势也有超出常人的清醒。
“每晚都要吃止疼粉”
东莞现有常住居民200万，外来工曾高达800万人。由金融海啸引发的工厂倒闭和裁员、外来工的大批撤离，已经引起了其他行业的连锁反应，制造业衰退使得百业萧条。
“我认为现在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多支持，少歧视。更多扶持中小型企业。不能只扶持所谓高科技和龙头企业。”陈景池认为。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东莞市政府规定企业裁员10人以上必须到相关部门登记。企业倒闭后，如无法结清应付农民工的钱，则先由企业所在的村委会垫付，等到企业相关资产拍卖后再予以补回。
陈景池介绍说：“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裁员的工厂经营都非常困难，不裁员，工厂就只能倒闭。而倒闭的工厂虽然有一些机器设备可以拍卖，但这么多企业倒闭，哪还会有人买设备？只能当废品卖。今年的废品价格又降得这么低，废铁才4块多一斤，拍卖设备的钱根本是杯水车薪。”
陈景池告诉记者，上个月就曾接到过一份从香港发来的传真，发件人是村里所出租厂房的老板，内容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因实在无力经营，决定关闭工厂。”
看到这样的字句，他说自己“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最后不得不亲自出马，拿着“大声公”（扩音器）去安抚工厂工人，并顶着压力，从村委会里拿了200万垫付工资，这才解决了这场从天而降的劳务纠纷。而废弃工厂的设备，他估计只值几十万，剩下的钱只能是不了了之。
“这些钱本来是全体村民的，拿去垫付了工资款，我们村民的利益又怎么办呢？” 陈景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毕竟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不是长久之计。”
陈景池又对记者说：“东莞提倡产业转型是好的，但现实是东莞有30多万家加工制造企业，解决了将近800万人的就业，创造的税收就更多了，不是说转就能转的。就拿我们村来说，以前每年靠收地租都有100多万的收入。现在最大的一家厂倒了，还有一家已经欠了12个月的租金，我们村的收入一下就少了30多万，再倒几家，后果更不堪设想了。”
眼见工厂相继关门，厂房租不出去，陈景池心急如焚，“每天晚上都要吃止疼粉”，以此缓解日益加剧的头痛病，用他的话说，“胃都吃出了血”。今年，陈景池把原本一万二每平米的厂房租金降到了八千一平米，一千五的铺面也降到了六七百，但还是有一半没租出去。
对于自己皮具厂大量裁员而又没去政府登记，陈景池也有自己的理由：“裁员是企业的正常行为，我又没欠薪，就没必要去登记。”
在陈景池看来，裁员是个必然，“前些年大家都过得太舒服了，什么人都办工厂，几十个人的工厂满地都是。活多啊，大企业做不完，就外包给这些小工厂。所以大家都拼命招人。现在大企业订单少了，小企业就接不到订单，只能去做一些更低端的产品，以前大家人员都超编，所以造成了现在的恶性循环。”
有其因必有其果，陈景池认为政府和不能把就业压力都推到企业主身上，“转型不是喊口号，还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
现在，陈景池的工厂仅剩一条生产线还在开工，对比以往手工含量高的书包和旅行箱，现在生产最多的是更简单实用的环保袋。陈景池说订单才是最重要的，生产什么产品倒是无关痛痒，至少要能支付工人的工资。
他最后告诉记者，工厂依照现在的情况顶多撑到8月份，如果到时经济环境还没有改善，他也只能停业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