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尤其跨入全球化大门之后，就一直面临这三个问题。
答案在中国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是中国未来的答案。
进化论认为，新物种的诞生一是靠漫长演化，二是靠突变。五四、文革、改革开放，这些突变和短期演化能催生新物种吗？显然不能。三代造就“城里人”之后，中国人“生命树”的根基仍深深扎在泥土里。“中国在本质上是乡土的”，“城里人”只是变了种的“乡下人”。
我们向前苏联人学习工业化，向美国人学习市场经济，向法国人学习时尚。其实最应该学的是爱尔兰那样“诗人与农夫”的国度。
如今，苏联这个国家的概念都荡然无存了；美国没有历史，他们最好的市场制度与经验今天也需反省；法国时尚，他们饯匠比中国工匠如何？法国人、意大利人的那些“玩艺儿”能与唐宋元明清的手艺相提并论吗？若说奢侈品，中国人做出的才是顶级奢侈品。若说时尚物件，出口西欧的景德镇瓷器是当时最大的时尚。
两千多年前，一帮中国农民研究出一套待人处世之道，后称国学。国学即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农民祖先则视为为人处世之道的法宝。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案例都是TCL、联想等的不成功或尚未成功类型。可早有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和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走出去”了，他们靠现代企业制度，但根基是传统农家的家族制。
爱尔兰开始在中国传媒上宣扬“创意立国”之道，但其根扎在“诗人与农夫”的土地上，那个诞生过诗人叶芝、小说家乔伊斯和歌手恩雅的土地。中国的乡村也曾是诗意的土地。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他反思说，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网上流浪诗《我们都是农民》唱道：“此时，青山与绿水在等待/百鸟与虫兽在等待，座座静立的老屋在等待/父老乡亲也在等待，等待我们讲同的话语/我们都是农民”。
希望这不是乌托邦愿景。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一靠开放二靠乡村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那是我们来的地方。城市的繁荣绝不能以乡村的凋弊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