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农民的十大纠葛
身份纠葛：后现代的农民
农民是谁?务农者、进城务工人员、打工族、民工、农民工、第三产业服务者、保姆、农贸市场供应商、小商贩、劳动力市场散工、装修工、走鬼、送外卖与快递。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难以定义农民身份。户籍制度在统计学上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直接划分成两类数字，于是72750万农业人口就构成了叙事的主体：他们是农民，尽管可能生活、繁衍、奔波在城市。
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赠予城市的光荣建设者称号、造城的一份子。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将被架空，但同时又是城市人口爆炸和拥堵的填充物。
农民的身份，从来没有这样难以确认过。于是，在后现代的城市，他们变成后现代的农民，用农民的智慧存活、融入城市。他们花两块钱排队下载手机铃声、老乡是主要人脉关系、富裕者也炒股票供楼买车、穿戴过于求工、乐于交流或传授务工与致富经验、热情洋溢、乐于助人、嫉妒比自己混得好一个层次的人。农民的身份，从来就这样轻易为城市人辨识。
经典回放：孙志刚事件、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政治纠葛：乡村与公民社会
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政治的着眼点与关注点。直选、海选村长的推行难度并不在于上级政府，而是在于当地利益的切割与再分配，以及村民们意识与观念的未更新。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就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学者于建嵘也提出了农村权力真空化的问题，演变为宗族管理且有黑社会化的问题存在。
教育部门鼓励大学生毕业回乡当村官。最近媒体报道，一位女大学生，在才艺表演、竞选演说和承诺发给每户村民冬季取暖费后，成功被村民们选上村长。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这种模式是显而易见值得提倡的。
早在1920年代，梁漱溟就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其理念为：“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此后多少学者钟情于乡村实验，从费孝通以降，到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组织结构缓慢地发生变化，似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修复的功能，在革命、改革、运动等等时代潮流中并未饱受冲击，而是如一句偈语所言：“老牛慢吞吞地走，地球很有耐心。”
乡村治理图变，离公民社会或城市人希图中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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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葛：消费新农村
从无地可种到有地不种，中国农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城务工两大历史潮流。农业税费的改制取消，行政打白条的减少，农业科技的发展一度促使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年收入的增加。
也就是说，农民开始变得有钱了。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农民工发现，回家继续务农是个不错的选择：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生态自然，种种菜、养养猪，一年的收入不比打工少。
从杭州机场通过市区的高速路沿途，一排排气派的小洋楼都是农民盖的，他们养花、养菜，是华东富裕的农民阶层。在2009年新年，某个小镇上，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在除夕夜放了半宿的烟花，还是腰包有钱。
中国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说不好，但农村正在拯救中国的城市经济。一方面，两千万失业人口可以返乡务农，形成就业的蓄水池；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农民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决策者的想法是，只要产品对路，只要他们有钱花，消费就能持续，中国经济就不会垮。
因此，电视下乡、节能电器下乡、电脑下乡、银行下乡，一时间消费新农村成为一则手机短信的续句：俺们刚刚花得起钱，你们又捂住钱包了。当然，也有外电记者报道，当洗衣机被买回去时，全村人都会来参观，把它当作富有的象征。但因为没通自来水，户主需要拎水来洗衣服。
另外，农村土地扭转正在决策层形成共识，并有推进之势，而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下一个30年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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