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11年9月，城市低保对象2282.4万人，农村低保对象5237.2万人，农村五保对象553.2万人，国家优抚对象623.3万人。这四类国家保障对象将近9000万人，加之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低收入群体已接近上亿人，占全国人口近8%，这是中国民政部官方统计数据。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聚焦民生》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5000万也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近8%。
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提高为1196元，2012年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6年来增长约11倍；而在此期间，中国GDP由9016亿元增至42万亿元，增长46倍。
中央最近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似乎更接近国际标准。在目前仍采用国内“自定义”贫困线的86个国家里，贫困发生率最低的是中国---2009年为4.2%，大大低于86国平均37.4%的水平。扶贫标准提高了，相应地，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字也会大幅增加。
以贵州为例，2000年的贫困人口为890万人，2010年下降到505万人，贫困率为16.5%，居全国第二。但是如果采用2300元的新标准，2011年贵州的贫困人口将有2000万，贫困人口比例占了贵州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中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长期都依据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大卡路里来推算。1985年首次测算贫困线时，在基本温饱的测算体系中，食品消费占到60%，而在1997年调整时，食品开支比例高达85%。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贫困线仍只是一条保障吃饭权的贫困线。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属于“绝对贫困”，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属于“贫困人口”。2009年，中国新贫困线标准提高到1196元后，中国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但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计算，贫困人口的数字应该在2亿左右。而中国真实的低收入群体不会少于4亿人，几乎占了中国人口的1/3。
2010年中国的税收是73202亿元，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上述收入不包括高达2.9万亿的土地收入，如果算上各级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以及各种收费和罚款，光是车辆过路费、年审费、牌照费、交通罚款，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此前，《新京报》曾报道，交通执法部门每年在公路上的罚款就高达4100亿！如果再算上强加在民众头上的潜规则收费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等等，2010年各级政府至少从民众手中拿走了15万亿以上。2011年这个数字肯定要被刷新，能否突破20万亿恐怕只有天知道！
不难看出，中国国力增强的速度是惊人的，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其他收入，都大大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极少数人的收入早已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超级富豪，比如一些地产商、国企高管、资本大鄂……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特别是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面对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韩国也是如此，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过90美元，1995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2007年进一步突破了2万美元。在香港，一个普通的泥瓦工，日薪也不会低于600港币。
至于西方国家的贫困线标准，比较起来意义不大，只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德国2009年划定的贫困线，是每人每月929欧元。929欧元大概合人民币8千元左右。按照这个标准，德国有10%即1000多万的贫困人口。
2011年，美国相关部门发布的贫困线标准是一个四口之家一年22350美元，相当于每年14.1万人民币。有消息称，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这样的贫困人口。
中国目前至少有8000万人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还有至少一亿多人属于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基本收入，没有最低生活保障；还有二亿人仅仅维持基本温饱，没有任何资产和储蓄；还有二亿多人属于自给自足型，但缺乏基本的消费能力。中国金字塔上的富豪不到人口总数的5%，他们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了欧美乃至亚洲的一流富豪，他们可能己经移民或正在移民，他们对中国经济除了攫取少有贡献；只有10%的所谓金领白领或者企业主算上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是中国当今的消费主力。剩下的几亿人属于所谓的夹心层，名义上过着小康生活，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面对高涨的物价房价，他们随时都会成为贫困线之下的低收入群体。
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每天不低于1.25美元，但今天生活在物价高涨的中国城乡居民，已经很难维持基本的温饱。试问一天的消费不到10元钱，能干什么？能买到什么？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10元钱根本无法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因为这10元钱，不仅包括了衣食住行的费用，还要包括再生产的费用。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缺失，比如高额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使很多年收入即使高于贫困群体之上的人，其实也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的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
富强曾经是中国历代人的共同理想，如今这个国家是越来越富了……但如何从国富转变为民富，需要政府真正关心怜悯广大的低收入群体，需要财政加大对公共民生社会保障的投入，需要国家改变财富分配体制。只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