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端午节俗的历史渊源
考察嘉兴古代地方志和地方笔记可以发现，嘉兴端午节俗延续了古代“恶月“的禁忌风俗。万历《秀水县志·风俗》卷、崇祯《嘉兴府志·卷三十五·里俗》卷、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四·风俗》和清乾隆中叶嘉兴人项映薇（1730－1789）《古禾杂识·卷一》等地方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避恶”是嘉兴古时端午的核心元素，体现出端午的本义。
从地域与地缘角度观之，嘉兴端午节俗的渊源流脉与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最为接近。闻一多《端午的历史教育》和《端午考》两文对端午的起源作过深入考辨。他从图腾主义的研究理论和视角出发，认为端午起源于吴越民族的图腾祭。嘉兴地处吴越交界，市境地处太湖流域，为水乡泽国，河湖纵横交错,其人“以舟代车”,生活“一日不能废舟楫”,这给舟船制造和龙舟竞渡创造了条件。嘉兴农村盛产稻作,唐代嘉兴农业即发达，《全唐文》记载文学家嘉兴人李翰《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给裹粽食黍提供了方便。而这正是嘉兴端午两大主要活动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端午由禁忌向节日方向转变。汉代以后，上古传说和记忆逐渐出现历史化、伦理化倾向,与端午有关的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说也见于记载，在吴地出现了五日纪念伍子胥的节俗。《史记·伍子胥列传》有详细记述。吴越故地每到端午也就有了龙舟竞渡、“迎伍君”等习俗。《吴越春秋》、《越地传》、《吴郡岁华纪丽》等都记载了此说。嘉兴自古至今，一直坚持“端午祀伍”说。光绪《嘉兴府志》记载：1765年（乾隆三十年），乾隆弘历第四次南巡，重游烟雨楼，龙舟竞渡掀起高草。当时嘉兴诗人马学乾（生卒年不详）在烟雨楼上目睹其盛况后，赋诗《烟雨楼观竞渡》，诗中亦有南湖竞渡“我禾风俗近荆楚，中天节合倾城欢。不迎三闾迎伍相，千秋往辄谁辛酸?”之说。诗中“伍相”即伍子胥。而从上述史料的梳理，可知龙舟竟渡在嘉兴一直流传，到清代端午竞渡还被看作是纪念“伍相”的一项民俗活动。
有关嘉兴端午节俗单独记载始见于唐代。此时，嘉兴已建制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在唐宋时期的诗文中，均有记载嘉兴端午节俗文字。《全唐诗》载唐时嘉兴诗人殷尧藩（780～855？）《七律·端午》（卷492-23）：“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过端午的重要内容：插艾、喝蒲酒；过端午的主要景致：似火榴花；过端午的人生感慨：佳节难得，生命不永，嘉兴端午节俗的核心元素在诗中已有较完备体现。
宋代海宁词人朱淑真（约1131年前后在世）亦作《端午》一诗云：“纵有灵符共采丝，心情不似旧家时。榴花照眼能牵恨，强切菖蒲泛酒卮。”诗中灵符、采丝、榴花、菖蒲和泛酒，都是嘉兴地区端午节俗的主要事象。
明清时，嘉兴端午节俗活动达到鼎盛。一方面经济继续发展，尤其是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商业和兴盛街市，另一方面古籍文献资料丰富，地方志的辑录和整理也颇为繁荣，万历《秀水县志》、明万历年间李日华（1565－1635）《味水轩日记》、崇祯《嘉兴府志》、光绪《嘉兴府志》、《古禾杂识》等地方志和笔记保存了大量的嘉兴端午节俗信息，相当完整体现了嘉兴端午节俗的风貌和独特的端午事象。
民国以来嘉兴端午节俗遗风尚存。今人丰子恺（1898－1975）《端阳忆旧》，庄一拂（1907－2000）《和鸳鸯湖棹歌》，等对嘉兴端午节俗亦有详细记载。
综上所述，嘉兴端午节俗的历史渊源从四五千年前的图腾祭开始,秉承仲夏禁忌这一端午本义,至汉末魏晋南北朝由禁忌向历史化、伦理化倾向转变，至隋唐至宋元开始兴盛，至明清达到鼎盛。时间跨度几千年,内涵形式不断充实提高,经历了一个由单一性质即禁忌节日向兼有纪念性质的节日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