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原本是脚代朝廷调动军队或发布命令的信物，通常用竹板或金属制成，上面刻着文字，剖分为两半，一半留在朝廷，一半由将帅持有。它是权力的象征，具有绝对服从的意义。是绞《老子》第七十九章云：“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这种契，具有法律的效应，是必须遵守执行的。因此，符，又称符契，或符节。汉代盛行天人感应说，进一步弘扬了古代的君权神授思想，帝王国君的行为举止，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纤纬之说风行，认为天会赐祥瑞予人君，以为受命的凭证，这种凭证，叫做符命，《汉书·燕剌王旦传》云：“王莽时，皆废汉藩王为家人，(刘)嘉独以献符命封扶美侯，赐姓王氏。”⑴人臣僚属对天赐祥瑞征兆予以载录，并撰文对应瑞者——最高帝王进行歌功颂德，于是作为文体的“符命”也就产生了，故《汉书·扬雄传》有京师语云：“爱清静，作符命”⑵，后来萧统编《文选》，特立“符命”一体，置于卷四十八。另外，符又叫“符传”，《后汉书·窦固传》云：“明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国。”⑶
符所具有的这些内容和形式特点，在汉代就被巫师、方士和道士借用到鬼神世界，从而创造了道符，又叫神符或天符。他们模拟现实社会符信的绝对权威，认为神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有资格颁布灵符，施之于鬼神社会，可以召劾鬼神，镇压精怪，正象人间帝王调遣将帅，统领万民一样。如果说在人世间符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的话，那么，在鬼神世界，佩带道符的法师则具有崇高不可抗拒的法力。《后汉书·方术传》中所载费长房得符弃符一事就是这种权力意义的最好说明。据传云：“长房辞介，翁……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汝南岁岁常有魅，伪作太守章服，诣府门椎鼓者，郡中患之。时魅适来，而逢长房谒府君，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头乞活。长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复令就太守服罪，付乞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头流涕，持札植于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⑷
道教正式产生以后，道符越来越被道士所重视，以至成为他们的三大秘术之首。表现在对符的概念、来源和体式的认识加深；结构渐趋复杂；创作要求愈趋严格；写作技巧也愈益讲究，越来越具有文学意蕴，并包含着一些文学思想。
葛洪把道符界定为一种天文，并阐述了符的来源。他说：“抱朴子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验者，由于出来历久，传写之多误故也。’”⑸所谓天文，就是自然现象诸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风云雷电……符就是根据这些自然现象、天文地理创造的一种“文体”，这无疑是道教取法老子“道法自然”的表现。为了使这种“文体”具有神秘性、权威性，葛洪就把它依附于道教所尊崇的始祖——老子身上，因此，道符所具有的不可抗拒力也就被道士们接受了。后来刘勰在阐述文学的起源时说文源于道，就是文源于自然的意思；源于道，就是源于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就是指天地之文，动植物之文，等等，人们创造的各种“文”，都是以天地之文、动植物之文为源泉的。不但如此，刘勰又进一步推论说，以此而来的人为之文则为经，为文之人则为圣，从而使这种来自“天文”的“文”具有了巨大的权威，所以他主张征圣、宗经。对此，青木正儿指出，刘勰把六经看成是所有文学的根源。如同葛洪把老子摆在神圣威严的神坛上一样，刘勰也把儒家经典、儒家圣人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我们说，刘勰的这种文学观无疑是受葛洪的这种“天文”观影响，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刘勰有意抬高儒教以与道教抗衡的排道思想，反映了当时儒道斗争的一个侧面⑺。
在对符的体式的认识上，道符除了借用如前所述的现实社会中朝廷作为信物的符契、符节、符命、符传等文体外，还使用“策”作为对“符”的称呼，这在古灵宝派的经典如《灵宝五符》中经常出现。如《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下云：“三天太上伏蛟龙虎豹山精文，名之曰‘八威策’”（8）。《灵宝五符》是一组有系统的神符的汇集，现保存在《太上灵宝五符序》的下卷之中（9）。据东汉袁康《越绝书》所载，汉末已有《灵宝五符》的流行，后来道教出现的系统的符书就是在《灵宝五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抱朴子内篇·登涉》亦云：“执八威之节，佩老子玉策，则山神可使，岂敢为害乎？”庾信在他的《步虚词》中，也用策来称呼符，如第二首有云：“龙泥印玉策，天火炼真文。”这种符策，其实就等同于现实社会中皇帝的诏策，《文心雕龙·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默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这种文体愈到后来愈具文采，所谓“符采炳耀”、“体宪风流”，道教借用这种诏策来称呼道符，除了说明它具有权力的象征意义外，也为道符的制作在形式上提出了更高的更具观赏价值的要求，因此，后来“云篆”的出现就是这种要求的体现。